文：Jeffrey D. Sachs（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教授、衛生政策與管理教授、哥倫比亞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方案網路主任）、Guido Schmidt-Traub（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執行主管）、Vanessa Fajans-Turner（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成本融資事務主管）
2019年頭等重要的公共衛生舉措就是要為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補充資金。這三種目前每年導致大約250萬人死亡的疾病到2030年才可以被完全遏制，將死亡人數降至幾乎為零。而作為實現這一成就的主要工具，全球基金（全稱為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抗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每年需要籌集100億美元才能完成任務。
由科菲・安南（Kofi Annan）於2001年建立的這一基金已經挽救了2700萬人的生命，並一直在控制上述三種流行病以期在2030年將其切實消滅。儘管這三種疾病都無法根除，但所有死亡病例和新感染都可以被遏止，因為在過去25年的診斷中，預防和治療手段都得到了顯著改善且成本也大幅降低。
在愛滋病方面，針對愛滋病病毒的治療不僅可以使受感染個體保持健康，還可以減少病毒數量以降低患者感染其他病毒的概率。從這個意義上說「治療就是預防」：只要有足夠高比例的HIV陽性個體得到治療，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結束病毒的傳播。
同樣，診斷方面的進步（簡單的針刺血液測試），預防（經過長效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以及其他工具）和治療（低成本的青蒿素組合藥物）使得幾乎所有瘧疾死亡病例都能被消滅（從21世紀初達到峰值以來已經下降了約60％）。而近期感染和死亡病例的上升則是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世界再次在這場鬥爭中陷入了投資不足的窘境。
而結核病的挑戰之處仍在於早期診斷和有效治療，並對多重耐藥性結核病予以特別關注。自2000年以來結核病死亡率已經下降了約42％。在有效監測和治療都實現充分覆蓋的情況下，餘下的死亡病例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消滅。
這些干預措施相對較低的成本及其巨大收益，意味著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應相應優先考慮將其列入衛生計畫和國家預算。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在美國由於聯邦政府的疏忽，只有約一半的HIV陽性者正在接受治療。
而低收入和許多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國家預算卻還不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計算表明，這些國家缺乏相關手段去確保實施全民健康覆蓋，以及可持續發展目標所要求的其他基本服務。
這也是最初創建全球基金的兩個原因之一：改善較貧窮國家控制流行病的能力。而另一個原因則是對全球三大流行病進行全球科學和嚴謹的管理。由於其獨特的運作模式，全球基金一方面產生和傳播對抗這三種疾病所需的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嚴格監督其資助專案的實施情況。
基金在21世紀初取得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在美國得到了兩黨強力支持，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跨黨派支持。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是全球基金在世界領導人中最強力的支持者，而比爾・蓋茲（Bill Gates）則是金額位居前列的捐助者。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基金預算趨於穩定，而在資金需求和供應之間也出現了缺口。
這一差距需要在2019年10月補上，屆時全球基金將在由法國政府主辦的里昂會議上為2020至2022年間的運作補充資本。在上一輪資本補充中，基金將3年期融資需求總額設定為約為980億美元，其中有約300億美元需要通過各國國內預算和其他來源來提供。然而捐助者們未能填補300億美元（每年約100億美元）的缺口，最終也只拿出了130億美元。而缺乏足夠資金意味著上述三種疾病都得以繼續進行不必要的殺戮和傳播。
這一次我們必須彌補整個缺口。全球基金將很快發佈自身的融資需求評估，但數字不太可能發生太大變化：三年內約為300億美元，即每年100億美元。
這是為了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而付出的微小代價。那麼每年100億美元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對於高收入國家的12億人來說，這意味著每人每年拿出8美元。對於五角大樓來說，這意味著大約5天的支出。而對於全球2208位億萬富翁來說，這意味著其淨資產總額的0.1％（約合9.1兆美元）。
因為我們可以拿出一個基本提案：全球基金應該承諾在未來3年籌集300億美元。300億美元中有一半可能來自各捐助國。美國應該繼續保持兩黨支持的傳統。而曾經是全球基金受益者的中國如今應該成為捐助者。另一半的資金則來自那些世界上最為富有且近年來財富飆升的富翁們。蓋茲已經樹立了標杆，並且在他和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共同推出的捐贈承諾下，數百名超級富豪可以輕鬆承諾在2020至2022年間每年拿出50億美元。
在一個因衝突和貪婪而分裂的世界中，全球基金與三種流行病的鬥爭是一個關於開明自利的事件。它還提醒人們：當我們攜手拯救生命時，其實是可以取得很大成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