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育南／紀錄片導演
日前一位外科醫師在臉書公開抨擊，認為HIV感染者未盡告知義務，讓十幾位醫療人員暴露在沒有任何有效防護、高度危險的感染風險之下，讓他覺得十分痛心與自責，廣大鄉民更認為不能為了治療一個感染者，就要犧牲掉一整個醫療團隊。這事件聽來叫人心疼，一方面是心疼非感染者長久以來仍活在一個巨大的恐懼當中，另一方面，更心疼感染者面臨的社會處境依舊艱難。
要面對恐懼，我們必須先看清楚愛滋可怕的真相，HIV並不等於AIDS，亦即感染愛滋病毒不等於已經引發身體各類併發症演變為愛滋病，所以當感染者出現在我們面前，不太是重症纏身、滿臉病容的形象，我們與感染者共同生活不會被傳染，甚至今日的愛滋藥物已可將感染者體內的愛滋病毒抑制至測不到，當病毒量測不到，感染者就幾乎沒有發病的風險，當然也就沒有傳染給他人的風險，所以提供感染者一個安心、友善的環境，讓感染者按照自己的意願穩定服藥，其實對防治愛滋有很大的助益。
同樣的，醫療端在意的一樣是愛滋防治，如何在醫療過程中有效避免感染，在外科醫師的文中提到，已經得知該病患有C肝，其實HIV的傳染途徑與B肝、C肝並無二致，也就是說，醫療團隊若有C肝的防護措施，就一定具備防護HIV的標準配備，人員應不致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中。事實上，在去年愛滋反歧視研討會中，就有醫師認為民眾對「醫師」有太多期待，醫學各科領域有別，愛滋作為晚近疾病不見得為各科醫師所熟悉，醫療端的愛滋知識還在持續建構當中，或許我們不要太快落入歧視的控訴，試著牽起醫療人員的手，共同努力建置出一套應對相同感染途徑的防護流程。
愛滋在台灣已30載，在愛滋病已是慢性病可透過服藥治療的今日，在愛滋藥物可有效控制病毒的今日，在感染者的健康與壽命和常人近乎無異的今日，我們是否可以在「申裝ADSL」的恐嚇與揶揄之前，在恐愛與挺愛之間選邊站之前，先試著想想，讓我們擔驚受怕的究竟是什麼？或許，當我們發現恐懼是來自資訊缺乏的可怕想像，當我們的愛滋教育與知識更臻至完備，社會就能築起對話營火，讓台灣成為一個更能有效防治愛滋、對感染者更為友善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