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許多人會將愛滋感染者∕藥癮者視為病態人格與社會依賴，認為他們是咎由自取而造成此現況，更缺乏同理與關懷的態度去對待，感染者∕藥癮者會有多重的壓力與困境，如：複雜的治療需求、與複雜的醫療系統互動、經濟困難、疾病烙印、自我認同、害怕死亡、人際關係疏離、告知議題、藥癮戒治等等。在這個領域的工作過程中，我會看到許多個案的能力與優勢，即使經歷工作受挫、婚姻失敗，甚至是藥癮更生問題，但他們仍盡力在維持著生活，讓自己可以走下去；即使現今這個社會環境對感染者∕藥癮者充滿偏見與烙印，導致他們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但我對他們的努力給予肯定，也希冀社會大眾無須用歧視的眼光去對待。

社會上受到歧視與排除的對象多元，社會排除是動態過程且多面向的，包含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系統，排除的概念最早出現於1960年代的法國，當時被排除者包括了身心殘疾者、自殺者、老年患者、受虐兒童、社會邊緣人、藥物濫用者、失業者、犯罪者、單親父母、家庭解組、多重問題家庭、反社會與其他社會適應不良者等等（Barry，1998；Mandela，2001；Silver，1994）。上述多重被排除的對象，許多在台灣仍是受到排除，而我們服務的對象即涵括在裡面，導致他們在住宅、工作、醫療及各項服務使用呈現不足的情形，因此，在分析社會排除概念與現象時，除了考量物質、社會資源與福利服務外，更應著重被排除者的社會參與及社會融合的議題上。

每個人對生活情境與問題認知有所不同，所採取的因應方式亦會有差異，同樣的問題情境對某人來說也許並不複雜困難，但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就會如同巨大的挑戰在考驗著；同樣地，疾病對每個人有其不同的意義，且每個病患對其自身的疾病會有不同的自我概念，故我們無法憑藉自己對問題的認知，就理所當然認為感染者∕藥癮者也與一般人有同樣的認知模式，每個人都應被視為是獨立個體，有其價值觀與判斷力。另一方面，個案在物質資源不一定會缺乏而陷入貧窮，但在就學、就醫與就業方面的障礙，會導致他們有可能被排拒而無法融入社會，因被排除者可能會產生疏離感、無助感而覺得自己是無能的，工作者必須在此部份給予增強權能，幫助他們發掘自己的優勢與能力，此部份正是從事此領域的工作者所亟需努力突破解決的困境。

優勢觀點始自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目前廣泛運用在各個領域，如老人長期照顧、情緒困擾個案及家庭、物質濫用問題、保護個案服務、精神醫療領域等等；Rapp（1998）將優勢觀點與個案管理結合，發展出「優點個案管理模式」（the strengths model of case management），在後續的相關評估研究中也獲得成效。優勢觀點假定：每個人都有學習、成長、改變之潛能，且每個人都有其優勢（包含能力與資源）。故在工作過程中必須帶著個案去看見自己的優勢與能量，避免給予病理和指導式的處遇方式，如此才能陪著個案一起前進、一起成長，幫助個案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

最後，愛滋感染者∕藥癮者仍須回歸到家庭和社區，在個案處遇計劃中就突顯出「外展服務」的重要性，惟有透過機構外的訪視與評估，方能深入瞭解個案所處的生態系統和擁有的社會資源，尤其部份個案的情緒心理乃肇因於社會環境與生理需求，若淪為辦公室工作機器，僅對於前來求助的案主提供服務，將無法提供全面且有效的處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