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愛滋患者數量逐年攀升，該如何解讀？
圖 1：台灣歷年愛滋新增患者人數變化。2018 年統計至 2018/11/01，2018 年尚未結束，但推測該年度人數應會大幅下降。
圖／本文作者 (1)。
整理台灣歷年愛滋病新增患者人數，從上圖 1 可發現到，台灣的愛滋患者新增個案逐年攀升 (1) [註 1-3]。而進一步觀察，我們從數據裡面發現（下圖 2），25-34 歲年輕人的新增個案，相較於其他年齡層的人數明顯地逐年遞增，2012 年從每十萬人新增 25 名患者，成長到 2017 年每十萬人新增 35 名患者。
年輕及適婚年齡的愛滋新增患者越來越多，這有可能代表疫情失控了嗎？
是該驗的都驗出來了？還是疫情逐漸擴散？
理性地分析這些數字，帳面上的新患者數量增加，其實不見得表示愛滋病的疫情惡化。
有可能是更多過去隱性的患者願意自動篩檢，無論具名或匿名檢查，在政府大力推廣愛滋病衛教政策的趨勢下，盡可能使得所有疾病高風險族群自願地進入正式醫療裡以增加防疫機會。而過去疾管署也針對此趨勢給了解釋：「擴大篩檢，通報人數有些微上升，但這是揪出黑數，非疫情惡化」(2, 3) [註 4]。
如果以 2017 年以前的數字來對比 2018 年目前顯現的趨勢，2018 年的統計人數雪崩式下降，讓我們相信「揪出黑數」的說法可能是真的。深入探討原因，我們發現近年來政府整合公私資源提供了便利及隱私兼具的檢驗途徑和對於愛滋防疫觀念的正向宣導，成功讓更多「願意走出來」的患者被發現，因此在 2018 年逐漸收到成效。換言之，簡單的案例都被找出來了，剩下的就是超困難的個案。但由於沒有其他更有利的佐證資料，所以無法驗證疾管署的說法（如：多做了哪些宣傳檢驗？做多少？或是喝多少蜂蜜檸檬？）。
退一萬步想，如果我們假設疾管署的說法正確：「更便利的檢驗和宣傳讓更多患者被發現」。那麼就有個奇怪而且值得討論的現象需要思考，那就是：
這些更便利的檢驗和宣傳，為什麼「只讓」25-34 歲的年輕人浮上檯面呢？
從圖 2、表 2 中可看出，「揪出黑數」的成效在 25-34 歲族群有了極佳的表現，但在其他年齡層，例如 15-24 歲的青少年朋友，卻沒有明顯的變化，這又是為什麼呢？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疾管署針對 24-35 歲年輕人找到了適合且正確的衛教管道／意見領袖／交流平台，但這模式也許不是其他年齡層在接受相關衛教資訊的適用方式」，例如：疾管署推動「超商宅配在家自我篩檢組合」的貼心服務，舉凡電視媒體及平面媒體（四大報）皆廣為報導，但這個訊息傳播途徑（電視、網路新聞）早已不是青少年、國高中生喜好的平台（還不如找 YouTuber 小玉業配更有效）。
因此，在資訊揭露方式的年齡斷層下，這些年疾管署「努力找出隱性愛滋病患」的成效僅在 25-34 歲年輕人族群裡發揮較佳的成果。
寫到這裡，筆者必須承認在有限的資料中，以上的推測可能會是以偏概全的，但科學的解讀本來就需要多樣化的資訊和證據佐證，才能讓假設得到證實和合理的解釋。衷心期待未來疾管署能公開歷年篩檢數、檢出量和篩檢方式等資訊，甚至擴大舉辦討論會，集結社會大眾的觀點。讓民眾能真正解讀、了解這些疫情大數據背後的意義，甚至回饋集思廣益後的新發現給政府和民間團體，如此才能讓愛滋防疫擁有更多元及更有創意的新樣貌。
部分患者是在強制體檢下才知道感染了愛滋病
整體而言，政府對於愛滋防疫的成效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的。我們從以下數據即可窺見愛滋檢驗和防疫宣導上的瓶頸。在 2017 年的愛滋新增感染者中，仍有 233 人是從役男體檢、捐血中心或監獄的檢查中得知的（圖 3）。換言之，部分患者可能不知道染病，或畏懼進入正式醫療管道，直到必須強制體檢的情況下才發現自己已經感染了愛滋病。
推測可能的原因不外乎防治宣導不到位或出現資訊落差，導致宣導教育沒辦法遍及所有地區或族群，最終造成正確的防疫衛生教育無法落實，更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或已經受到了感染 [註 5]。而這些「被動」篩檢出來將會造成「延遲就醫」、「疏忽安全性行為以致傳染給他人」、及「發病機率高」等潛在危機。患者在無自覺或畏懼就醫的情況下，可能會讓自己的病情惡化，甚至傳染給他人。政府或民間組織應該要深入研究並探討其中的因素，嘗試突破目前的瓶頸，以協助更多隱性或未知的愛滋病患走出來。
永恆的課題：宣傳時怎麼找到正確的客群？
近幾年社群或新媒體有了非常快速的變化，各年齡層吸收新知的喜好和管道有顯著的不同。從數字上推測，愛滋病的宣導可能在年輕族群上遇到了瓶頸，以筆者在第一線進行愛滋防疫宣導的友人經驗得知，在部分學校進行衛教時會遭到老師的反對，指稱保險套的衛教將誘使青少年從事性行為（此荒謬的推論若為真，那保險套不就是拯救少子化的利器？）；更有部分反同歧視團體試圖以守貞來取代性病的防治衛教，諸如此類「義和團式」的衛生教育和性別觀念一再地衝擊愛滋防疫宣導的教育現場，讓安全性行為和正確的性別平等教育形成極大的阻力。
青少年應該是吸收知識最快、接受外界資訊最便利的族群。如果如疾管署所言，近年來擴大宣導「揪出黑數」，然而數據卻顯示，宣傳效果並沒有發揮在青少年族群身上；青少年的新增個案比例卻沒有明顯的變化，這是一個值得眾人探討的現象。也許就如上述，愛滋防治宣導遇到了瓶頸，導致宣導教育無法落實，也或許還有其他具體原因造成部分的年輕人沒有接受到正確的防治教育，才會讓年輕族群持續受到愛滋病毒的威脅 [註 5]。
這兩年，台灣社會因進行婚姻平權修法而有了巨大的對立和紛爭。而愛滋病雖然與婚姻平權沒有關係，但在部分團體的輿論操作下，愛滋議題也重新被翻上檯面。這雖然不是一個良善的出發點，但也許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契機，讓我們正視台灣社會對於愛滋族群的歧視和汙名化，同時督促政府公開更多資訊、促成更多的研究與討論。如此始能讓社會漸漸地以正確的知識消彌歧視，也才能夠真正地降低、甚至根除愛滋病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