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的衝突和滴答作響即將引爆的愛滋病毒炸彈
資料來源：剌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 www.thelancet.com/hiv Vol 5 June 2018/ 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編譯
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東部的佔領，當人們為了逃避衝突，已為該地區和更遠地方創造了威脅愛滋病控制的條件。Ed Holt報導。
一旦戰鬥爆發，Yulia Kravchenko知道她必須這樣做，離開她在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的家。這位31歲愛滋病毒陽性的人回想起來，她確信她只能在這個國家的西方得到適當的治療。
「衝突開始時我搬到了基輔」，她告訴剌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我可能會住在或與其他人一起在我的家鄉生活，但事實上我是愛滋病毒陽性，這讓我決定搬到我在基輔的親戚家。我知道我將得到更好的照顧」。
「在她的家人和陽性婦女的幫助下，( Positive Women，一個非政府組織與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IDPs）組織的合作– 為這些因國家東部持續的衝突而被迫遷移的人服務 -Yulia已經為自己在基輔創造了新的生活，現在有一份工作且是一位女售貨員。但她擔心仍生活在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地區受反叛政府勢力控制之下的愛滋病毒/愛滋病感染者。
「談到醫療照護，我知道很多組織正在盡其所能地為在盧甘斯克的人獲得照顧而努力，且他們也表示確已獲得。但我知道事情的兩面，只有當我在抵達基輔時，我的問題才得到適當的處理」。
「我希望事情很快就會在盧甘斯克的人身上改變…因為否則，愛滋病毒感染的情況是就像一顆正在滴答作響的炸彈等著去爆炸。
「Yulia的擔憂得到了許多人的回應，那些參與對抗歐洲第二槽糕的愛滋病毒/愛滋病流行之組織，估計在4,500萬人口中有240,000人感染了愛滋病毒。最初由注射藥物之使用所驅動，但現在主要是透過性接觸傳播，此一流行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此國家爆發，且在未來的十年中似乎將螺旋式上升且逐漸失去控制。
但是近年來全面性的預防措施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測試、診斷和治療措施已經推展出來，感染率下降了。但是，有些人擔心現在的進步可能會因在該國東部的這個戰鬥而受到威脅。
歷史上，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是烏克蘭一些愛滋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地區，在爆發衝突之前，幾乎全國四分之一正接受抗反錄病毒治療（ART）的感染者是居住在這兩個地區。低標準的一般衛生保健服務和高的吸毒盛行率促成了疾病的傳播。但在2014年烏克蘭部隊和俄羅斯支持的叛亂分子之間爆發生衝突之後，情況變得更差。在衝突地區周圍和其中的醫療基礎設施被破壞殆盡，而被佔領地區之疾病控制計畫的資金提供亦是一個主要問題。
同時，ART的供應也一直處於危險之中，不僅僅是因在戰區後勤操作的問題，且因資金的問題也嚴重地限制了到底是誰可以去提供它們。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唯一被允許到被佔領區去提供ART藥物的國際組織，且只有少數非政府組織必須得到基輔和分裂主義當局之同意，才可以在那裡去做任何預防工作上的事。他們的工作甚至更因資金上的奮鬥和兩個政權不斷地懷疑他們的活動而受到了阻礙。
一些減害的計劃也完全停了下來。在這個國家東部的分離主義政權採取了俄羅斯阿片類藥物替代療法方案– 在俄羅斯這是如吸毒者一般都是非法的。事實證明，這是檢測烏克蘭傳播愛滋病毒/愛滋病的關鍵。
許多藥癮者已經逃往該國西部，並說他們住在當地是處在日常生活的恐懼中，媒體甚至報導過在一些地區民兵射擊毒販和逮捕提供外展的工作人員。於此同時，失業、價格上漲和貧困迫使人們陷入風險行為 – 據報導，賣淫現象有所增加而藥物之使用也在增加。
據非政府組織稱，這種絕望情況被認為在被佔領區上已經推高了愛滋病毒的感染率，且它也迫使許多愛滋病毒/愛滋病感染者，要麼需在分離主義者控制以外的地區去尋求協助或僅是直接放棄治療。
「他們被遺留在沒有接受任何治療狀況下，並且必須去西部去嘗試或去找到一些治療或者他們只是完全地停止治療」，東–西烏克蘭愛滋病基金會（AFEW-Ukraine）執行長Elena Voskresenskaya，告訴剌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道。
關於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的訊息很少被知道，因為工作於被佔領區中的非政府組織和衛生機構很少或無法聯繫上醫療信息、服務或診所。由於衝突而導致高達160萬人的流離失所，因此不可能去知道有多少人是感染了愛滋病毒，且隨後地，因為許多人可能並不知道是否被感染，或是已知道者可能會努力於前往不熟悉的地方以尋獲新的服務，讓流離失所如何可能地去影響現有的流行情形之情況更不可能得知。
在與幫助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團體交談後更突顯出問題。總部位於哈爾科夫的非政府組織Blago（提供愛滋病毒預防和照護服務，也幫助已到達哈爾科夫地區之流離失所者）的Vladimir Kazus說，在該組織參與提供國內流離失所者預防方案的社會工作者中，沒有人知道任何一個愛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他當然告訴剌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這並不意味著其中沒有任何一個病例，它只是意味著我們並沒有他們的任何記錄」。
但是，最近的研究指出了從東方的遷移與疾病向西方傳播間的聯繫。一項於1月發表在國家科學院的研究，檢查了2012年至2015年的數據，顯示了烏克蘭某些地區HIV比率的增加與人們離開反叛分子所控制的主要城市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之間的相關性。
談到剌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它的其中一個來自牛津大學動物學系的作者Tetyana Vasylyeva解釋說，這項研究顯示了烏克蘭愛滋病毒之負擔有一個從被佔領區到西方其他地區整體的重分配，而並非是新案件之上升。
「這種重分配將如何影響現有的流行取決於它是如何地被處理」，Vasylyeva警告說。「它可能是一場災難」。她說，當人們離開了他們已建置的生活時則在地方上爆發流行的可能性很大。「搬到新地方的人可能經常是方向迷失的，他們需要設定新生活，建立新的聯繫，並處理許多新事物。健康可能並不是待處理單上最重要的一項排序，很可能會被忽視」。
「看不到衝突的結束，這一點仍然讓人們為該國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流行擔心可能會留下持久的遺產」。
「烏克蘭非政府組織公共衛生提供者聯盟（與其他合作夥伴機構）也在被佔領區上為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服務和愛滋病預防計劃，他們的主管Pavel Skala補充說，「 『在國內流離失所者中愛滋病毒的』抗藥性是一個令人擔心的事項，和一些城市中的新人，健康可能不是他們的優先事項，特別是如果他們是藥癮者並且無法獲得麻醉藥品供應」。但這不僅是國內流離失所者會幫助從東方向西方傳播疾病。東–西烏克蘭愛滋病基金會( AFEW )的Voskresenskaya解釋道，衝突地區士兵的風險行為，包括注射藥癮、不安全的性行為、甚至分享剃鬚設備，可以加速愛滋病毒以及相關疾病的傳播，如結核病和肝炎。
「在衝突地區的烏克蘭軍隊中愛滋病毒正在被發現。這可能是一個隱藏等待爆炸的問題。雖沒有統計證據，但是看著有類似情況的其他國家，這很可能將是個大問題」，她說。
然而，世衛組織官員說流離失所民眾加劇該病流行的威脅不應被過分誇大。烏克蘭愛滋病毒、結核病，和病毒性肝炎的技術官員Alexey Bobrik告訴刺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當世界衛生組織關注流離失所問題創造愛滋病傳播的條件時，沒有數據顯示是因為衝突這一點一直在加劇此一疾病的蔓延。「國內流離失所者對國家疾病傳播的影響可能是次要的」，他補充道；「對烏克蘭來說專注於一般衛生系統的不足之處將會更好 –例如，疾病需要早期的診斷 – 和系統的改革」。
「系統太集中化了，已經過時的過程和操作協議，且是極度官僚主義的。讓醫生不能很快地擴大其對『愛滋病毒』的反應」。政府最近批准廣擴範圍的健康改革可能會有所幫助。
Bobrik和其他人似乎同意擴大各地現有的服務以幫助阻止疾病的傳播是需要的。「需要是相對簡單的 – 積極的檢測和早期便開始使用適當的治療藥物治療，而這些治療處方意圖均是減少病毒載量。預防措施顯然也很重要（即保險套分發，針頭交換和阿片類藥物替代治療），一切都需要擴大量能」，Bobrik說。
現有服務是否可以適當地擴大規模以應對人們繼續離開被佔領區雖然是很難衡量，目前看來衝突似乎並沒有要結束，這一點仍然讓人們為該國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流行擔心可能會留下持久的遺產。
「毫無疑問，國內流離失所者從分離主義者所佔領之土地遷移到烏克蘭的其他地方，正在製造流行蔓延的條件」，聯合國東歐和中亞愛滋病毒/愛滋病特使Michel Kazatchkine告訴刺胳針愛滋病毒醫學期刊。「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歷史提供了很多衝突促成疾病傳播的例子，我擔心這種特殊的衝突可能會變成另一個這樣的例子」，他說。
Conflict in Ukraine and a ticking bomb of HIV
Occupation by Russian forces in the east of Ukraine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that threaten HIV control in the region and further afield as people move to escape conflict. Ed Holt reports.
As soon as fighting broke out, Yulia Kravchenko knew she had to leave her home in Luhansk in eastern Ukraine. The 31-year-old recalls how, HIV positive, she was certain she would only get proper treatment in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I moved to Kiev when the conflict started”, she told The Lancet HIV. “I could probably have stayed and lived my life with the rest of the people in my hometown, but the fact that I was HIV positive made me decide to move to my relatives in Kiev. I knew I would get better care.”
With the help of her family and Positive Women,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working with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DPs)—those forced to move because of the ongoing conflict in the east of the country—Yulia has created a new life for herself in Kiev and now has a job as a saleswoman. But she worries about people with HIV/AIDS still living in the Luhansk and Donetsk regions under the control of rebel administrations.
“When it comes to care, I know many organisations are doing their best and they say people get care in Luhansk. But I know how things are on both sides, and I only got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for my problems when I arrived in Kiev.
“I hope things change soon for people in Luhansk…because otherwise, the situation with HIV infection is like a bomb which is ticking and just waiting to go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