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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以資本競逐為核心、採企業模式經營開發的都市，如紐約、舊金山等看準了商機，透過網路行銷、廣告、社群平台來推銷「同志旅遊」，但獲利的只有房地產商、開發商與當地商家，黑人、亞裔、拉丁裔酷兒永遠被排擠在白人主導的粉紅經濟（pink economy）外。
文：楊鈞傑
六月是同志驕傲月，為的是紀念1969年6月28日發生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暴動」，當時石牆酒吧聚集的皆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同志社群，而警察卻以「例行公事」為由臨檢，導致警民衝突升溫，爆發後續的示威抗議遊行，延燒至全美與各國的同志運動。
然而，曾經為黑人與拉丁裔酷兒聚集地的石牆，如今卻成為了白人與觀光客同志的「朝聖地」，緬懷格林威治村的同志歷史，但這裡卻早就不是有色酷兒社群的歸屬之地。是什麼因素改變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又是什麼原因分裂了同志社群？
警察暴力與都市轉型：同志空間的「仕紳化」
造成石牆暴動的警察暴力，不僅是為了「掃黃」社會秩序的同性戀與性工作者，更為1970、1980年代起的都市轉型政策鋪路。例如1982年發生在時代廣場的藍色酒吧（Blue’s bar）的突襲檢查，即是以「打擊犯罪」、「清貧」、「秩序維護」、「零容忍」、「生活品質」等為由，打造都市良好的投資環境，並開啟了警務「清理」性少數、不放過任何潛在犯罪「風險」的「破窗效應」 [1]。
隨著警力與資金的挹注，吸引了投資客與中產階級的進駐，造成都市同志空間的「仕紳化」：資本不斷在房地產之間流轉與積累，導致房租上漲，同性戀、中低收入戶、黑人與拉丁裔社群被迫搬遷到離都市核心更遙遠的社區，導致「同志大遷徙」（great gay migration）[2]，取而代之的是白人、中產階級與異性戀者。
學者 [3] 提到，「仕紳化」導致的是社區的「同質性」，這些中產家庭不僅「漂白」了原本多元的社區，更注入了性別與階級的一致性；他們挾持著特權與優勢進入到社區，驅趕了原本在曼哈頓東西村、下東城、哈林區、雀兒喜的同志社群文化；「仕紳化」象徵一種「取代」過程，將工人階級居民移出都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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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市更新計畫異性戀化 了原本LGBT空間的社會規範，並挾帶了以「家庭」為核心的居住模式，限制了當地同志文化，如夜生活、派對，租金的上揚更像一把分割同志社群的利刃，使特定性少數能與仕紳化共舞，形成新的同志認同 [4]。
貧窮、HIV、無家者、性工作者：被驅趕的有色酷兒
但是，所有的同志都受到「仕紳化」的影響嗎？如今能夠在石牆酒吧啜飲一杯要價16美金的長島冰茶 [5] 的，已不再是當時站在同志運動最前線的有色酷兒，而是享受運動成果的中產白人同志。
學者 [6] 認為，這種從同志社群「由內而外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 from within），保存了某種主流「接受」的同志特徵，只有那些光鮮亮麗、投資人不會趨避 的生活樣態才會被保留，如乾淨、文青、浪漫的同志才是社區的「賣點」，他們販賣的是一種包容性下的「常規」，一種看似接納卻又排擠的同志文化。
同志空間的「仕紳化」不僅發生在紐約，加州的舊金山與洛杉磯、芝加哥的男孩城（Boystown）、喬治亞的亞特蘭大等同志社群也都面臨都市重劃等挑戰，不過被驅趕的永遠只有女人、有色人種、貧窮與無家者、性工作者，及感染HIV的酷兒，並以「安全」為由，劃分了一種「不正義地理」（unjust geographies）[7]。
如芝加哥的男孩城，當地非營利組織的參與結合了警務維安與監視系統，對年輕的有色酷兒與無家者進行取締與驅趕，以社會控制來確保屬於白人同志的社群 [8]。
又如學者 [3] 也發現，同志空間仕紳化的開始，正是紐約市在1980年代時愛滋疫情的大流行時期。她注意到，愛滋高死亡率是曼哈頓社區快速仕紳化的一個決定性因素，這些感染HIV的同志既沒有醫療保險與社福保障，也沒有相關繼承權，導致人死亡後空屋率上升，而市政府又以租稅誘因來吸引白人開發商進駐，使租金上漲，同志無家者的比例也逐步攀升。
這些感染HIV的黑人與拉丁裔酷兒，只會被譴責為噁心、活該、道德惡魔，被政府與社會所排擠，落入惡性循環。於是，「我們」「乾淨」的存在，就必須依靠「他們」「骯髒」的襯托，並使其處於貧窮、依賴與低開發的狀態，而這些因素恰巧就是愛滋的溫床，也是開發商極力打壓的對象。
消費與商品化的酷兒：大都會下的「白人」同志旅遊
我們可以看見都市轉型形塑了新的同志空間，而這個空間必須符合都市治理的原則，必須規畫成一種可投資的地區。只有主流社會所接受的性實踐者，如白人、中產階級、一對一關係、不用藥等同志，才能被肯認為性公民，享受都市改革的成果，保有原有的社群[9]。
如此一來，一種被宣稱為「本真」（authenticity）的同志形象被創造出來，排擠其他有色酷兒的生存空間。僅有 #乾淨健康的白人男女同志 才是大眾消費同志的精神食糧，讓異性戀能安全的「一窺」同性戀的神秘面紗。
這種以白人為視角的「同性戀常規性」（homonormativity），更在近期結合消費文化與旅遊業，吸引各國佳麗來到大都會地區的同志空間，享受當地的同志酒吧與夜生活，花費高額的娛樂費來「體驗」同志文化，或作為一個「有品質」且「上流」的同志 [10]。
這些以資本競逐為核心、採企業模式經營開發的都市，如紐約、舊金山等看準了商機，透過網路行銷、廣告、社群平台來推銷「同志旅遊」，但獲利的只有房地產商、開發商與當地商家，黑人、亞裔、拉丁裔酷兒永遠被排擠在白人主導的粉紅經濟（pink economy）外。
當賺得的資本依舊挹注於炒房與股市時，有色人種酷兒街頭流浪的情形更加嚴峻，他們在社會制度上依舊受到種族歧視、恐同與恐跨暴力，沒有人在乎他們在都市叢林中如何存活，只因他們的同志文化不值得被販賣，也沒有人願意購買。
重奪城市：記得石牆事件是一場「暴動」！
1973年，石牆運動的先驅者Sylvia Rivera為一名拉丁裔跨性別女性，在當時的運動場合即說道：「我曾坐過牢，也曾被強暴與毆打過很多次！都是被那些不屬於同性戀收容所的異性戀男人給欺負，但你們會為我挺身而出嗎？不！人們試著為我們做點什麼，而不是為那些屬於白人中產俱樂部的男女，但你們卻都在那裡！」[11]
當我們在享受同志權利與「驕傲」時，必須思考當時反抗的同志歷史，那些曾經為世界各地站在最前線的有色酷兒，如今卻被「漂白」且埋葬在社會制度與都市記憶裡。同志運動從來就不只是快快樂樂的上街遊行，而是種有反叛基因的一場「暴動」。
註釋與參考資料
[1] Hanhardt, C (2016). Broken Windows at Blue’s: A Queer History of Gentrification and Policing. Versobooks Blog.
[2] James S. (2017). There Goes the Gayborhood. The New York Times.
[3] Sarah, S. (2012). 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Mind: Witness to a Lost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Doan, P. L., & Higgins, H. (2011). The demise of queer space? Resurgen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LGBT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1(1), 6-25.
[5] 註：當時2019年作者喝的長島冰茶加稅與小費總共16美金，但2022年因通膨關係，酒水的價格肯定比三年前來的高。
[6] Mattson, G. (2015). Style and the value of gay nightlife: Homonormative placemaking in San Francisco. Urban Studies, 52(16), 3144-3159.
[7] Goh, K. (2018). Safe cities and queer spaces: The urban politics of radical LGBT activ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8(2), 463-477.
[8] Rosenberg, R. (2017). The whiteness of gay urban belonging: Criminalizing LGBTQ youth of color in queer spaces of care. Urban Geography, 38(1), 137-148.
[9] Bell, D., & Binnie, J. (2004). Authenticating queer space: Citizenship, urbanism and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41(9), 1807-1820.
[10] Rushbrook, D. (2002). Cities, queer space, and the cosmopolitan tourist.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8(1), 183-206.
[11] Moore, D. (2019). The Gentrification of Queerness. The 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