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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走出火車站，這個北方的中國小城落著紛揚的雪。他從南亞來，在小城做英文外教的工作。元宵節前的城冷蕩無聲，寂如空穀，Sun 才得知瘟疫中的封城政策：公交停運、交通管制，路上沒有一輛計程車。他與同列車的旅客被困在車站，有人有人直接步行回家。Sun 的住處太遠，而他已經半天沒吃飯，也沒有水喝，此刻渾身發冷，他覺得無比恐懼。最後，他報了警。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2020年的春節籠蓋中國大地，手忙腳亂的治理中，鎖城成為最直截而常用的防疫手段之一。在 Sun 生活的城市亦然，當他被困在空城城郊的火車站，他只能報警求助。
但公安告訴他，幫不上忙。「他們太忙了，疫情下有很多事情要做」，Sun 用初學的中文向電話線的那頭髮出請求，被回絕了。
深冬的雪白茫一片，覆蓋在行李箱上輕輕滑落，他剛才在車廂中看到半途飄起了雪花，而此刻雪愈來愈密，幾近將視線掩埋。「真像是鬼城啊。」本來是熱鬧歡喜的春節，Sun沒有料到從故國來華的一路，都是如此肅殺。
Sun 轉而求助於他所工作的學校的領導，最後是學校的職工開車去接他。「領導和他們有關系」，因而被允許破例駕車上路。Sun 得以脫險，生活也步入安寧的正軌。在此之前，他已在兩個城市中，和疫情下的中國人一樣目睹新冠病毒凍結的日常生活，更如同所有在困頓於疫災的愛滋病毒感染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遭遇抗病毒藥物中斷的跌宕時刻。
N城是 Sun 從南亞飛到北京的中轉站，他想在回到小城之前在首都玩上幾天，和朋友見面。「不知道為什麼，我愛北京，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也去過上海，那兒很繁榮，很現代，但是和北京是不一樣的。……我曾跟朋友說過，我的心在北京，而北京是中國的心臟。」提起北京時，Sun 的言語中流動喜悅。
Sun在春節假期時回了一趟家鄉，只呆了一個星期。那時，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嚴峻開始見諸世界報端，「所有的家人都勸我不要走。」但他想，正是因為疫情嚴峻，才需要趕緊回中國，「因為航班停運是遲早的事。到時候我就回不去了」。臨別前，Sun 的父親給了他一大袋的口罩。
雖然早就瞭解疫情的存在，下機後的情形還是讓 Sun 有些驚訝：每一個乘客都要量體溫、逐個排查。Sun 渾身衣服裹得嚴實，微微出汗，也許是因為這樣，體溫計的度數高於了37度——他查了兩次體溫，一次是 36 度，一次是 37.6 度。Sun 被懷疑被感染了新冠病毒，連帶著他的左右乘客一同被送到了醫院隔離。
在醫院,醫護人員最終告訴 Sun，他的身體一切正常。松了一口氣的 Sun 環顧四周，「太多人了！」——門診擠滿了求醫的人。錯過登機時間的Sun 慢慢感受到瘟疫下的緊張氣氛，他也開始擔心，自己攜帶的藥物是否充足，能夠支撐他回到工作的城市。作為 HIV 感染者，他需要每日定時定量地服用抗病毒藥，以維持體內的病毒載量。而根據之前的預期，他只帶了一周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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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人一旦斷藥，會讓體內的病毒載量反彈，可能面臨病發的危險。不按時服藥產生的耐藥性，將導致病人需要高價自費購買防艾系統之外的其他藥物服用，甚至可能無藥可治。按時服藥，對於HIV攜帶者維持生命健康至關重要。
在 N 城短暫停留後，Sun 終於到了北京，見到了他的同鄉朋友。在首都，冷峻更甚一籌，「這根本不是北京，路上完全沒有人，太安靜了！」酒店在疫情下不接待外籍人士，「在平時，也很少有酒店接待外國人，除了一些連鎖酒店。」好在，他可以先住在朋友家，雖然一旦室友回京，Sun 就不能繼續住下去。
在此期間，他聯繫了 NGO 白樺林，詢問可否提供一些藥物。白樺林是一家致力於支持愛滋病友的社區組織。春節期間的疫情，使得很多人滯留異地，如 Sun 一樣面臨斷藥的危險。幸而民間有公益機構展開支持行動，就如白樺林所做的，通過覆蓋全國以至全球的志願者網路，發起互助，幫助缺藥的求助者。
「這幾天，借藥的人像炸了一樣，特別的多，忙都忙死了。多虧各地志願者的協調，或者各自在地協助，或者讓他們告訴我求助者的地址，我們從北京發包裹把藥寄過去。」白樺林的創始人白樺說。
白樺收到Sun 的請求後，立即囑咐他到機構辦公室取藥。Sun 只要了七天的量，但幾天後，Sun 不得不又去取了一回。「同事告訴我，那邊封城了，商店也關門了，近期不建議我回去。」Sun 因此繼續在北京多留了幾天。這次白樺給了他一個月的藥量。
「Sun 非常激動，說了很多感謝的話。他的辭彙很豐富，說什麼『你是神派來的天使』啊這些讚美的詞，還說，上帝會保佑我們。」白樺笑著回憶，「我也記不太清那些英文詞了」。
白樺林全國聯盟從2011年成立至今，已走入第十個年頭。白樺說，每當他覺得想要放棄當下在做的事情，總是因為受助者的鼓勵、感謝、稱讚而得到安慰和支持，才堅定了要堅持下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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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中國辦公室同樣感受到困境中的愛滋病感染者們深切的沮喪與孤立。「我們的微博上經常有人發來私信，擔心自己死在家裏,特別地急迫無助。很多人帶了一定量的藥物返鄉，沒想到藥物吃完了，卻沒法按時回去。」
從求助者的敘述中，可以瞭解到取藥之難。「有一位求助者在湖北宜昌的，他開了證明去到現在所在地的疾控中心，但是抗病毒藥物已經沒有存貨了，可能因為當地原來就藥不多。於是疾控中心讓他去另一個地方取藥，但那兒已經關門了，人都沒有。」不獨湖北，全國各地都有正在遭受相似境遇的人發出求救。
新冠肺炎中，許多地區封路封村，被困在家中無法獲取藥物的愛滋病人陷入惶恐。疫中出臺的新政策是，HIV 感染者可以於異地領取免費抗病毒藥物，不必要回到原來的屬地。但現實狀況要複雜得多：各地的封鎖使得需要藥物的人出行受困，難以抵達各地的取藥機構；尤其是偏鄉地區，當地本就缺少藥物儲備，或在新冠疫情下醫療人員短缺，病人更是投靠無門。「顧不過來，愛滋病人沒有人管。」
加之，愛滋病仍是貼滿汙名的受歧視的疾病，面臨斷藥之急的他們往往只能獨自承受一切的焦灼與不安，也難以向身邊人傾吐——如蘇珊·桑塔格說，「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獨」。
一些信件讓人記憶深刻，「在農村裏面的人出不來，他們千方百計不想暴露自己，有走了三十公里去取藥的。有的人說，寧願死在這，也不願意公開自己是愛滋病人的身份。」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際，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中國辦公室開始與在華的合作夥伴協力合作，保障疫情中愛滋病人的各項權益得以。在發佈包括政策解讀和科普指引等各類相關資訊的同時，也積極向求助者提供轉介支持，幫助面臨缺藥斷藥之險的病人得以對接各個社區組織，獲得幫助與指引。白樺林全國聯盟就在新春假期中，承接了許多愛滋病規劃署的求助者。
一年前，也是聯合國愛滋病署將白樺林轉介給了 Sun。那時 Sun 確診自己感染了HIV ，陷入無助和絕望之中。「我一個人在中國，感染了 HIV ，我覺得我就要死了。」手足無措的 Sun 求助無門，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了母國的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描述了自己的狀況。最終，在多方溝通下，由愛滋病規劃署中國辦公室聯繫到了 Sun，請白樺林全國聯盟為他提供幫助。
白樺林多年來有在耕耘在華的外籍愛滋病友的社群，為他們提供基於英文的服務與支持。Sun 被告知了關於愛滋病檢測、服藥等相關的知識，也介紹了Sun 所在省份的友善醫生與英文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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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是在偶然間發現自己感染了 HIV 的。他記得清楚，是他過完生日的隔天。一個週末，他到同城的朋友家去做客，朋友下廚為他做了飯，給他慶祝生日。「本是非常高興的一天」，Sun 回憶，「但在無意間我看到一大包藥。我很奇怪，為什麼家裏有這麼多藥？」他看到包裝盒上的敘述，是治療愛滋病的藥物。
「我感到非常難過。我的朋友在承受著什麼？他有愛滋病嗎？」Sun 難以置信——愛滋病，本是離生活很遙遠的事情。他掩藏低落的心情，直到入夜以後。「告訴我，你是不是得了愛滋病？你是不是要死了？」Sun 忍不住開口，一開口，他就哭了出來。
朋友向他講了自己被感染的故事，也安慰他，自己沒事兒，而只要自己按時服藥，就能過健康人的生活。
為朋友哀慟的同時，Sun 也自然地想到，自己是否需要去做個愛滋病檢測。在此前，他曾和一些人有過一夜情。他從網上買了試紙，測試結果令他昏眩：陽性。
Sun 來華做外教之前的工作是線上英文教師，他的學生多是中國人。「最初我只是把他們當成給我發工資的人而已。」但後來，他和一些學生成了好朋友，「他們問我說，Sun，你什麼時候來中國面對面地給我們上課呀？」這讓 Sun 萌生了來華工作的想法。
在北方小城工作，Sun 漸漸喜愛上這個國度。「我非常喜歡在中國的生活，真的。這裏的人，這裏的文化，這裏的感覺。我把小城當作我的故鄉，雖然我接下來想要去北京發展。」他在當地交朋友，也認識了在華的同鄉人，去過好幾次北京旅遊。「我有一個願望就是想要去北京讀書，和我愛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北京。」
但他所有的願景被突如其來的疾病擊碎了。Sun 陷入痛苦的低潮，不論他的人生規劃，眼前最茫然的是他要如何開始治療。
在中國，外籍人士不能獲得免費的 HIV 抗病毒藥物。雖在 NGO 的幫助下瞭解到購買管道和服用的藥物組合，但高昂的藥價意味著，如果每個月花大價錢買藥，Sun 將失去他大部分的儲蓄，無法寄錢回家。
幸運的是，與Sun 同為愛滋病人的朋友求助於當地的病友社群，幫Sun找到了一位願意無償提供藥物給他的朋友。「多虧了我的朋友們，我才慢慢恢復既往的生活。」重談往事，Sun 喉頭哽咽。
「我現在很好。」Sun 將自己的病情告知了老闆。「他對我很好，知情之後沒有辭退我，還是把我留了下來。」
「我努力地活得跟常人一樣。最開始很難，因為我一直在自我否定。後來，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學會了自我接納。我想要的，只是如常的生活，生活得如同我感染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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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常，陰鬱卻未真正散去。並非來自於疾病本身，而是疾病之外。
「很多大學研究生入學有愛滋病毒的篩查。外籍學生如果感染了愛滋病毒，（可能）就沒有辦法就學。」現在讓 Sun 一籌莫展的，是盤桓在他想要深造的夢想前的白字黑字。
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已讓 Sun 體內的愛滋病毒載量達到了持續檢測不出的水準，意味著不具傳染性（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也確保他身體的康健。然而，血液檢測仍然能夠識別出他是愛滋病毒攜帶者，而這，可能是他入學的障礙。
「我理解政策有其考量。但我仍然會覺得——有些委屈；我是在中國被感染HIV的。我真的非常傷心，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辦。」
在抗逆轉錄病毒療法之下，愛滋病實則與慢性病無二致。然而，重重的汙名包裹著這個疾病，公眾輿論中，仍然存在著將愛滋病的「他者」化想像：愛滋病是同性戀病；愛滋病是濫交病；愛滋病是非洲留學生病；愛滋病是外國人病……性取向、種族的標籤，道德的譴責，貼附在這個單純的疾病，其背後是無數活生生地承受著歧視與孤獨的愛滋病人。
2010年，中國取消了對患有愛滋病、性病、麻風病的外國人的入境限制，這一人權的進步，獲得了國際讚譽；允許感染者入境，已是140多個國家的通行做法。但在國內，有如將「愛滋病人數暴增」歸因於取消入境限制後湧入的外國人（尤其是非洲留學生）的反科學論調時有出現，仍可見大眾對愛滋病的認知心理。（事實上，檢測的擴大才是國內感染者數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性學學者張北川教授就此指出：「將中國艾滋疫情上升歸結於外國人是過分誇張，同時也反映出大眾對與愛滋病毒的無知，以及對外國人的異化和排斥。」
關於愛滋病人入境居留的相關政策，必然包含公共衛生、醫療財政、疾病控制等多方面複雜因素的綜合考量，然而，如何看待疾病，如何對待病人，仍是一個進步中的社會需要深入思考的議題。
「我不是危險的，我也不會危害別人。或許，我希望在中國讀書和生活的願望，也應該可以被考慮一下吧？而我也不是一個人，還有很多其他的外國人同樣面臨這樣的困境……」
2020年的元宵節， Sun 沒能出門去朋友家一起過節。同事給他發節日祝福，拍了自家煮的湯圓。疫中在家，Sun 還懷念公園裏的一位老先生，「他是我的書法老師。」以往 Sun 常到公園裏去找他，一起在地上寫毛筆字。Sun 家中掛著老先生送他的字帖，是一首 Sun 的漢文名的藏頭詩，裱得很美。
過了元宵，Sun 也復工了。他要在家錄製視頻發給學生們，作為肺炎時期的線上教學。生活開始忙碌起來，他盼望著瘟疫消去的一日，想要去朋友家做客，想要到公園學習書法。
但他也不願時間過得太快——他的簽證將會過期，也許，他沒能繼續在中國生活下去。
（本文首發 UNAIDS。此版本有相異之處，與 UNAIDS 無任何聯繫。最終解釋權歸當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