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行動主義、民間社會動員以及全球之愛滋病毒/愛滋病流行的政治
資料來源：RICHARD PARKER / SPRING-SUMMER 2011 VOLUME XVII, ISSUE II /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儘管人們普遍認識到草根行動主義和民間社會動員，在全球應對愛滋病毒和愛滋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該流行病 30 多年歷史中這種應對措施的演變性質卻受到相對較少的關注或分析。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這個流行病出現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異常廣泛，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間社會對它的反應也隨之產生和構建。這些環境的範圍從工業化之西方大多數主要城市中心的同志社區到其他高危人群，如性工作者、注射藥癮者和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非同性戀男子，以至於全球各地廣大範圍的貧困和邊緣化社區，很快地受到此一全球流行的嚴重影響。雖然認識到活動家們應對這一流行病活動的多樣性很重要，但強調它們在不同環境下的共同性也很重要，並了解這些應對措施，反過來對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政策應對之跨國運動上又如何做出貢獻。
考慮到這一點，可以確定針對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的行動主義和民間社會動員至少有三個歷史階段。首先，從流行病爆發的最初幾年到大約20世紀90年代初到中期，出現了相對強烈的積極分子動員的初始階段，以對抗政府部門和公共衛生官員嚴重的社會污名、否認和不作為。然後，大約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中期，圍繞在治療的獲取和健康的公平問題，跨國激進主義運動逐漸興起。這一運動在形成全球對愛滋病毒之治療和擴大其服務範圍的承諾方面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最後，從 2000 年代中期到現在，全球激進主義運動已經變得支離破碎，民間社會的一些部份參與了治療的獲取和擴大治療規模，而另一些部份則專注於有關特定族群和政策議題上更在地化之系列奮鬥。
本文強調了民間社會組織和積極分子之倡議在政府和跨政府機構間應對這一流行病的發展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它強調了這些組織在達成共識方面所發揮的核心作用，即必須向所有愛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治療，無論他們生活在世界資源豐富還是資源匱乏的地區。它還引發了人們對最近許多激進倡議的分離破碎（以及可能的耗盡），以及在持續的金融危機和資源嚴重受限的時代維持民間社會反應困難上之擔憂。最後，它還強調需要對活動家和民間社會組織在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歷史上一貫提供的愛滋病毒/愛滋病系列計畫，特別是考慮到在過去的最近十年裡這些計畫和服務規模之擴大，進行獨立、批判性的分析和持續監測，。
應對危機：早期愛滋病行動主義的作用
草根活動人士和受影響社區在全球各地針對這一流行病形成初步社會和政治應對措施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幾乎每一個遭遇到愛滋病毒的社區和國家，政府部門和更廣泛的社會最初都傾向於否認這種流行病所帶來的威脅。來自受該流行病直接影響的社區的草根活動人士幾乎普遍是第一個做出反應的人，他們在正規醫療保健系統無法提供足夠服務時提供家庭照護，甚至在獲得有關新興流行病成因的重要科學知識之前就開展預防教育，並充當對抗侵犯人權行為的前線，這種行為幾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伴隨著與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相關的污名而來。活動人士和民間社會組織也是第一批向政府施加有意義的政治壓力，要求其採取行動以應對疫情的社會行動者。幾乎立即，越來越多的社區活動組織開始形成，既遊說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服務，又在政府未能採取行動時開始提供這些服務。
草根活動人士和受影響社區在全球各地針對這一流行病形成初步社會和政治應對措施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愛滋病激進主義的早期歷史最著名的或許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工業化國家同性戀社區的參與。愛滋病是緊跟在 20 世紀 70 年代同性戀解放鬥爭之後出現的，同性戀社區已經開始建立基於社區的健康和社會服務，以取代主流機構未能有效提供的服務。在這些國家的城市中，此類社區服務提供者迅速成為抗擊疫情的第一道防線。迅速發展的同性戀媒體也成為有關這種神秘的新致命疾病的第一個重要信息來源，並為早期活動人士提供了一種方式，讓同性戀社區震驚並採取行動。主要的非營利性愛滋病服務組織，例如紐約市的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組織、洛杉磯愛滋病計畫和舊金山愛滋病基金會均成立於 1982 年。結合社區為基礎的預防努力和一系列以家庭為基礎之志願性照護服務，並參與政治動員和施壓，他們很快成為美國各地城市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其他類似組織的典範。
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世界各國受影響的社區已經開始應對這一流行病，他們的反應部分模仿了北半球同性戀社區的應對措施，但部分則則根植於流行病在其他背景下以適應了當地的情況和環境。在巴西，第一個非政府愛滋病組織 GAPA-Sao Paulo（愛滋病預防和支持小組 – Sao Paulo）成立於 1985 年，隨後 ABIA（巴西跨學科愛滋病協會）於 1986 年成立，在後續三到五年跨越巴西各地也出現了許多其他類似組織。雖然其中許多組織依靠巴西男、女同性戀社區成員的參與，但它們也吸引了來自一線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和由關注社會不平等與疾病之間關係的進步公共衛生從業者所領導的衛生改革運動之參與者、來自以天主教為基礎之社區和天主教會內部的解放神學運動者，以及受疫情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和政治問題所驅動的其他主要社會參與者。類似（和類似的影響）的組織在拉丁美洲周邊的國家興起——智利的Corporacion Chilena de la Prevencion del SIDA（智利愛滋病預防公司）；哥倫比亞的 Accion Ciudadana Contra el SIDA（公民對抗愛滋病行動）和 Liga Columbiana de Lucha Contra el SIDA（哥倫比亞對抗愛滋病聯盟），以及墨西哥的 Colectivo Sol（太陽集團）和 Letra S（字母 S）等，次上所列舉的僅是其中一小部份。在烏干達，愛滋病支持組織 (TASO) 成立於 1987 年，旨在為愛滋病毒感染者或為愛滋病所苦的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和社會支持，並動員起來抵制污名、歧視和無知。（TASO 繼續成為以社區為基礎的照護和支持體系的典範，並激勵跨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其他類似組織。）
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原本出於其他目的而成立但因愛滋病毒流行而陷入風暴中心的現有組織也調整了工作方向，以開展與愛滋病相關的重大活動。例如，在非洲許多地方，計畫生育和生殖健康組織很快就參與了與愛滋病相關的工作，史瓦濟蘭的家庭生活協會就是一個例子。在泰國，EMPOWER（教育意即對從事娛樂行業婦女之賦權）於1985年創建，到1988年開始制定與愛滋病相關的項目和計畫，並在動員於娛樂和商業性工作服務之泰國婦女方面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海地，促進工廠女工中心開始制定計畫，對工廠女工進行愛滋病毒教育，並與國際夥伴合作，制定針對女性性工作者的計畫。
到了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致力於圍繞愛滋病毒相關問題去開展行動和宣傳的組織。無論是在北半球還是南半球，它們都已開始在應對這一流行病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從事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工作的非政府組織 (NGO) 實際上是在政府官方正式計畫實施之前就已成立。事實上，在世界許多地方，活動人士和愛滋病非政府組織施加的政治壓力是促成各國政府克服對這一流行病根深蒂固的否認並制定正式的公共衛生計畫以應對這一流行病的主要力量。無論怎樣強調基層草根壓力在爭取認可疫情所帶來的挑戰以及保護受其影響者的權利過程中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不僅在北美和西歐的工業化國家，而且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資源貧乏地區也是如此。這並不是說，在制定此類應對措施中脫穎而出的個人和組織的拼湊被單在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方法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整合或統一。相反地，這場運動以一系列重要的緊張局勢為標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緊張局勢將對全球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有效性產生重大影響。
在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最初階段，圍繞在是提供服務還是政治壓力的分歧是世界各國和社區緊張的根源。儘管積極分子對這一流行病的最早反應往往包括這兩個方面——向受影響社區的成員提供照護，以及對官方的否認和疏忽的政治憤怒和批評，從而使這種照護成為必要——但在應對疫情的早期階段，隨著活動分子開始將自己組織成以社區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這種區別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一些人認為，照顧病人並提供國家未能提供的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是他們使命的核心，在某些方面也是團結的最高體現；其他人則認為政治批評和壓力更為緊迫。事實上，在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同性戀社區、拉丁美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亞洲各國受影響社區的組織以及整個非洲的社區為基礎之應對措施中，都出現了隱性的勞動分工。愛滋病服務組織（ASO）與被認為是更加政治化的倡導團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民間社會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早期特徵之一，並且至今仍然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