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一種稱為「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的傳染病，在全球大爆發。世界17億人口，有5億人受感染，超過5000萬人死亡。這是全球疾病史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疾病命名史中，最醜陋的一章。
「西班牙流感」，其實不是源於西班牙。在西班牙發現疫症前兩個月，流感早已在美國蔓延，法國也比西班牙早數星期爆發疫情。
當時，正值世界一次大戰，各國審查媒體，不容有打擊國民士氣的新聞。當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也爆發疫症時，各國便把疾病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嘗試把責任推給西班牙，西班牙也只能被動地否認，以當地著名歌劇「那不勒斯士兵」( Naples Soldier )稱呼大流感。可是，後世大多只知道「西班牙流感」，而不知「那不勒斯士兵」。
從「西班牙流感」的例子看到，疾病命名，可以是一個非常政治的過程。人們會為眼前的危機，找代罪羔羊，又或者藉此造成標籤效應。
撇開政治因素，疾病命名也未必經過專業判斷。在一些地區，首先為疾病命名的人，可以是政府官員或者傳媒人，而非疾病學專家。疾病命名有誤，可以威脅公共衛生安全，並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
2009年，全球爆發A型H1N1流感，最初這種流感被稱作「豬流感」。埃及以防止豬流感為由，屠宰超過30萬頭豬隻。但是，其實A型H1N1流感是人與人之間傳染的疾病，並沒有充分證據由豬傳人。這次事件，令埃及國內的少數民族科普特人( Coptic Minority )損失慘重。
另一個例子，是愛滋病。在1986年前，它被稱為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症( 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這不單對同性戀者構成極大的標籤效應，也令人低估了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
聯合國旗下的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希望減低疾病命名過程中的主觀因素。他們一直主持國際疾病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批核疾病的最終名稱。在2015年5月，世衛更新了傳染性疾病的命名指引。在新指引下，新疾病命名時，不會列出特定的地方、物種和以性別、宗教、文化特徵劃分的群體，也不會用上「未知」、「致命」等警告性用語。
反之，世衛在命名疾病時，會選用更多描述性用語。例如，描述病徵 ( 如水性腹瀉、呼吸道感染 )、爆發季節、身體受感染部位、病原體 ( 如冠狀病毒 )，也可用較中性的詞語形容受影響的群體( 主要是年齡層 )。世衛的新命名指引，看來客觀、專業，而且很合理。
但是，也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認同新指引。有科學家認為，世衛的做法，只會製造很多人們不太可能記得的名字。例如「伊波拉病毒」，可能成為「2號絲狀病毒性出血熱」( 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2 )。也有科學家指，這樣的命名方法，可能會忽略了一些重要資訊，例如動物物種可以是重要的病毒傳播媒介。
明尼蘇達大學生態學者華萊士( Rob Wallace )，於2016年出版《大農場大流感》( Big Farms Make Big Flu )一書。他的研究分析人畜共通病( Zoonosis )散播，與人類經濟作業的關係。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畜牧作業單一化、集中化，令到動物對病毒的免疫力減弱，病毒有足夠空間在動物身體變異，演為化傳染人類的病毒。另外，人類的食用習慣，和對森林的過度開墾，也會有影響。
華萊士認為，考慮政經因素，在命名時加入地域標籤，對預防疾病仍然有很大幫助。他以伊波拉病毒為例子：伊波拉病毒，得名於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河區。伊波拉現在已演化為區域性疾病，伊波拉這個地方名，看似對我們理解病毒沒有幫助。
但是，伊波拉病毒當初之所以大規模爆發，與當地的政經情況很有關——因為大規模伐林和開採林礦，以及當地的食用習慣，人們長期與蝙蝠接觸；加上，當地政府經歷長期的結構調整，醫療體系落後，疫症初出現時，政府無以應對，最終演化成大規模的人傳人爆發。
或者，我們短時間內，也不會得出一套完美的疾病命名系統。但是，我們可以理解疾病命名也有它的政治性，以令到我們更全面理解疾病的源由、影響，也避免對某些社群施加不必要的標籤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