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是帕斯提（HIV Positive）
我知道這世上有很多愛滋感染者，不是被病毒殺死，而是被自己的恐懼，還有社會的歧視所害，結果選擇自殺……
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我的丈夫是「帕斯提」（HIV Positive，即愛滋感染者）。
這篇文章不只為他而寫，也是為所有感染愛滋的朋友，還有我們自己──許多與愛滋感染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無論你是否知道你的親人或身邊的朋友或同事，是愛滋感染者。
認識他的第一天，他就告訴我他是帕斯提。我是不經意地問。在美國男同志圈裡，對彼此有好感的人，這是極普遍的問題。
他隨口說他是HIV”negative”，即不是感染者；但兩秒之後，他看著我，對我說「我是帕斯提」（positive）。我們靜靜地看著對方，也不知過了多久，我說「ok，沒關係」。他的嘴角泛起淡淡笑意。
我在大學教社會學，我是紐約同志教會的牧師，我接觸過許許多多愛滋感染者；我比一般人對愛滋病毒或人體免疫缺陷病毒（HIV）和愛滋病（AIDS）有相對深入的認識。但就在他告訴我真相的那一刻，我驚覺我沒有想像中與自以為般的開明，我感覺到生命的衝撞，那是愛與怕、理性與非理性，還有理想與現實的糾結和扞格。
我知道自己努力凝神靜氣。
後來，我不斷問自己：我怕什麼？我知道愛滋病毒的感染途徑，我知道除非他沒有接受治療，拒絕吃藥，病毒量過高，除非我們沒有安全性行為，否則我不會被感染。我知道縱使被感染，除非我拒絕接受治療不吃藥，否則我可以和一般健康的人一樣活得很好。我的恐懼不是來自病毒，而是源自缺少愛與同情心，因為無知又自以為是的社會。
病毒其實比人寬厚，至少病毒不會歧視任何人。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愛滋病毒已經不危險了。它的傳播途徑與乙型丙型肝病一樣。一篇在2014年第二十一屆逆轉錄病毒和伺機性感染年度大會（Conference On Retro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接受治療的愛滋感染者，一旦病毒量測不到，與其他人發生性關係，被感染的機率幾乎是零；如果有安全性行為，則更安全。其實早在2008年的瑞士宣言已宣稱，病毒測量不到的愛滋感染者並不具傳播HIV給他人的能力，不過醫學界為安全起見，還是鼓勵大家有安全性行為，使用安全套，以防萬一。但世人對愛滋卻另眼相待，它是一個與同性戀掛鉤，相互雜揉摻混，被汙名化的疾病。愛滋病因為同性戀而變得可怕，同性戀因為愛滋病而被「證明」人神共憤天地不容。
我怕成為他的愛人，就如當年我因為恐懼社會和教會目光而排斥自己的性取向一樣。那年是2008年下旬，我以為二年前公開出書出櫃以後，我已經天不怕地不怕了。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睡得不好。深自歉疚，因為我知道在我對他說「OK，沒關係」的時候，其實心裡盤算：過幾個星期，可以和他分手，只說性格不合，與病無關。
我原來意志薄弱，我敵不過恐懼。
我想起《聖經》一句話：愛裡沒有懼怕。心潮起伏，許多感慨。我怕，因為我愛得不夠；因為不夠勇敢，心不自由。
後來，我們還是在一起。因為他就是我要的人，因為我愛他。就這麼簡單。
認識他不久以後，他告訴我紐約的防愛滋組織邀他以感染者身分拍照，做防愛滋宣傳，教育社會認識愛滋病。他問我有沒有問題，會不會介意他如此高調，會不會怕別人因為他而以為我也是感染者。我說，沒有問題！這是應該做的事。
這一次，真心誠意。他開懷大笑，或許這一次他終於感受到我聲音裡有巍然不墜的一絲元氣。
我知道這世上有很多愛滋感染者，不是被病毒殺死，而是被自己的恐懼，還有社會的歧視所害，結果選擇自殺。
我的丈夫在2001年被診斷為感染者後，一度拒絕吃藥，除了因為他一向不信西醫而偏愛中醫（他是美國黑人，這點有點奇怪），另一個原因，後來他自己說，因為他不能接受自己是感染者的事實。他恐懼社會目光。結果病重一年住院，又是肺炎又是腦膜炎，幾乎喪命；最後痛定思痛，決定活下去，決定接受治療吃藥。結果病情馬上好轉。其實當時醫生在他決定吃藥時說太遲了，但反正情況不可能再壞，死馬當活馬醫，竟然發生奇蹟。現在，除了體內病毒，而且病毒量已測不出，他比我更健康，因為他更注重飲食運動起居！
2008年下旬我們認識，2011年我們在紐約通過同性婚姻法後結婚。
和他在一起，我深刻意識，所有人性弱點，包括恐懼，所有的惡，包括歧視，不在我之外。謝謝他讓我深刻體會，我們愛得有多深，我們就有多大的勇氣；我們有多勇敢，我們就有多自由。我們若被恐懼所勝，那是因為我們對自己、對彼此、對眾生，還愛得不夠！
因為，愛裡沒有懼怕；真理，使我們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