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ond Epidemic”這篇文章中，我看到你有製作一些影片來教育人們，我很好奇你如何帶看待新興社交媒體像是YouTube、Twitter、Facebook，如何將之用於愛滋運動當中？
荷安柏：我會很想知道如何運用社交媒體。在還沒有網路出現前，我就在做媒體工作了，在這些新興社交媒體出現之前，人們就可以找到非常多愛滋的相關資訊，然而再也沒有一種是像ACT UP（北美愛滋行動聯盟）那樣的團體在利用媒體做愛滋運動了，能像他們那樣搞是很棒的事。我認為關於愛滋的對話真的在廣泛的大眾文化中消失了，而且變成一個與LGBT社群分離的議題。所以男同志社群不想再談愛滋了，因為那已不再是我們迫切的議題了。現下我們沒有成氣候的愛滋運動來驅動、創發媒體，好好地利用科技來生產有用的知識。前面提過那部我拍關於HIV跟女人的影片，除了愛滋藥物治療介入延長了病患生命外，我認為那部片子所呈現的故事基調跟今日的狀況依然相差不遠。那部片子獲得1994年美國日舞影展「自由表達獎」，然而這麼多年來卻再也沒人拍過一部關於女人和愛滋的電影。我認為現下社會並不願正視愛滋議題，愛滋在社交媒體中必須被呈現為持續在發生的流行病而非歷史記憶，因為感染人數依然眾多。現下，愛滋在北美的可見度呈現於階級和種族的面向上，有色人種男同志的新感染人數遠超出白人，但因為前者大多是窮人，而不是有錢的白人社群，所以沒有吸引太大注意。事實上，感染人數是很多的，而且在美國，五十歲或超過五十歲的感染人也增加並持續成長，為什麼呢？因為大家認為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性生活所以沒有感染HIV 的風險。這些中老年人有著情欲生活，但是卻沒有愛滋的知識，在沒有任何介入下，他們沒有能力去思考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生活裡也沒有篩檢這一回事，他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所以無法系統性地面對HIV。我們看到了現下愛滋流行趨勢正在改變，然而由於沒有運動介入，被掩蓋起來的愛滋議題只有在哪個妓女或電影明星被爆出感染才會浮出台面，然而整體而言，處理愛滋相關複雜議題需做的廣泛工作以及與社交媒體的整合，都被視為無關緊要。這些議題是很複雜的，尤其是你才19歲還在探索性的時候。老化、還有你以前是如何有慾望這回事等等，都沒有被納入愛滋對話裡。時下人們的態度是，喔，我是都會美型男（metrosexual），我很酷。我有兩個二十出頭的孩子，假如不是在像我這種愛滋教育者的環境中成長的話，他們不會懂任何事，因為學校不會跟他們教這些，也不會知道如何在性愛中協商，他們的同伴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不會對愛滋有任何的認識，他們的家人也是。愛滋教育相當重要，可是卻仍在我們生活中缺席。
黃道明：好，我們時間差不多了。今天真的非常幸運能請到安柏，為我們上了非常寶貴的一課，我從她身上學到非常多。最後，我想要引一個安柏說過的話來為今天的課做結。在我們閱讀的那篇訪談文章裡，安柏說：「假如你沒去處理你從事愛滋工作時看見的矛盾，那你的工作早已跟愛滋脫節。」這句話非常地深切提醒我們，無論是在從事學術研究或愛滋工作，都必須學習看到愛滋場域李的差異及其作用力；正如今天安柏所揭示的，認真面對自身的慾望、處理座落在自身上的矛盾，才能去深化我們研究的議題、深刻介入我們欲改變的社會現實。希望這學期在深入探討愛滋文化政治的過程裡，大家可以時時回顧安柏今天開展的對話。在此再次謝謝安柏！
荷安柏：我想說，你們修這門課很重要，它不是個簡單的領域。在這個已經沒有太多機會真正面對愛滋、抵抗到底的時代，你們願意坐在這裡專注的思考愛滋議題，一定會有助於促成改變，這個工作非常重要，而你們願意投入，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對你們說，學術的工作有時很有趣，但是它不一定像愛滋這個領域一樣，有耕耘就可以形塑未來我們如何處理慾望和風險的問題。這是個還沒有答案的大問題，而你們都可能提出答案，所以我真心的謝謝你們，謝謝。
1. Amber Hollibaugh, Mitchell Karp, Katy Taylor and Douglas Crimp, October Vol. 43, AIDS: Cultural Analysis/Cultural Activism (Winter, 1987), pp. 12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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