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rystal Chan
2009至2014年間，香港每年新增愛滋病病毒感染者（HIV）人數增長近2倍，至每年651人，與全球日趨穩定的疫情恰恰相反。同時，隨著去年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突破7,500人，感染者的支援服務亦備受關注。
「關懷愛滋」項目總監張曉華所服務的機構，是香港第一間關注愛滋病的非政府組織（NGO）。對於未來的愛滋病支援政策，她這樣說：「我想是兩件事：第一是香港要有全面的性教育；第二，（現有服務）要真正回應社群作為人的需要。」
性與關係：學校從未打開的話題
去年首9個月，香港感染者最多的年齡組別由30-39歲下降至20-29歲。感染者社群年輕化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代表年輕人對安全性行為全然無知。關懷愛滋前年一項調查顯示，有8成半青少年知道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預防性病，但真正使用安全套的受訪者卻不足一半；當中青少年在認知和實際行動間的巨大落差，令人吃驚。張曉華認為，香港停滯不前的性教育有需要為此負責。
「知識其實每個人都有，有時候問題反而在於和伴侶的協商。」有人拒絕用套為增加與伴侶的親密感，亦有人堅持這是信任的表現；如何和伴侶在關係和性健康間取得共識，卻正是現時性教育中欠缺的一頁。
香港的〈學校性教育指引〉自1997年公佈後就未有更新。多年來，性教育並未獨立成科；〈指引〉中雖然有談及價值觀、戀愛關係的部份，在教育制度中卻散落高中生物科、小學常識科、甚至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中。中小學要推行性教育，均需自行安排課堂時間及教材內容，導致不同學校間課程質素參差，根本未能有效進行教化。
「當一次的不安全性行為已經有機會導致愛滋病病毒感染，我們卻無法避免讓年青人暴露於風險中──因為我們根本從未跟他們討論過這件事。」張曉華重視的，是一個不論同性、異性及雙性戀者，均可以自由討論性的空間；但在現時的性教育中，要建立這個空間卻看似遙遙無期。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回覆本網查詢，指現時學校會按照其個別情況處理性教育課程，部份由駐校社工負責，亦有學校會邀請衞生署、家計會等機構進行講座；但有關題目及課時長度，則由學校規定。「部份較重視性教育的學校，一年可能會安排到一節的時間（進行性教育）；而不同學校對性教育的處理確是存在巨大差異。」
家長的施壓，同樣在鞏固教育界對性議題的忌諱。去年7月，《星島日報》報導一名懷孕教師因讓學生摸肚皮而遭投訴；亦曾有教授使用安全套方法的課堂，遭到家長投訴。家計會教育主任李明英提及相似觀點：「老師可能會擔心，同學生談及性會做成的尷尬，並且會涉及個人私隱的問題。」教師未有信心與學生談及性，是推動性教育的一大阻力。
解鈴還需繫鈴人，要改善性教育質素，必然先由老師著手。增加教師培訓，包括在教育學院課程中加入性教育選修，及為在職教師提供相關培訓，或許是改善性教育質素的出路。「但最重要的還是老師能否抽出時間。」《經濟日報》報導，香港教師每周平均超時工作13小時，在基本教務和行政工作以外，根本無暇進修；而家計會現時提供予小學、初中及高中教師的培訓課程，合共亦只有約100人參與。若未能減少教師的工作量，即使培訓資源充足，但老師根本難以兼顧，對改善性教育質素亦是無濟於事。
要預防愛滋病，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而要令人真正做到「要有一套」，卻有賴於建立全面的性教育，及有關親密關係的討論。針對大眾的支援工作，尚有性教育一途；但對於感染者社群，責任則難免落於服務機構身上。
同志及感染者支援：缺失的社福拼圖
衞生署公佈的去年第三季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有超過7成的新增感染者經性接觸傳染；當中男男性接觸感染比例自2000年後持續上升，至今已佔全部感染途徑中7成。但令男男社群成為弱勢的，不是性行為，而是因為社會目光產生的區隔。
並非每個服務機構都願意接納同志及感染者社群。「我們曾經收過Family worker（從事家庭服務的社工）查詢；又有社工求助，懷疑學校入面有感染個案，問我們應否通報全校 。」張曉華認為，這些現象絕非單純的無知。「知識大家都有，問題在於態度。你我都知道，愛滋病病毒不會透過日常社交傳染。這一切都是irrational fear（不合理恐懼）。」
社會大眾對感染者的恐懼，或可以歸因於教育不足；但服務機構對於社群的恐懼，又可以向誰問責？
前年「關懷愛滋」嘗試為年老感染者轉介安老院舍，結果發現全港所有私營安老院中，只有六間願意接收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根據《安老院規例》，所有高度和中度照顧安老院均必須聘請註冊護士，意即這些安老院均有醫護人員駐場；而隨著抗病毒治療普及，愛滋病已被醫學界視為長期病患，醫護人員亦應知悉，晚年患者只要持繼服藥，並無需特別照顧。安老院舍不願接收感染者院友，顯然不止出於無知。
現時，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殘疾歧視條例》保障；社褔機構因感染者身份而拒絕提供服務， 可能會負上法律責任。但除了歧視以外，香港的感染者社群同樣缺乏多元化的服務支援。張曉華直言，一間社褔機構的資源，難以回應所有社群人士的需要；例如面對需要伴侶支援或戒毒服務的社群，機構便需尋求合作及轉介夥伴。
「做感染者伴侶支援的機構大多都是異性戀導向，試過問同性戀者支援，對方回一句：不懂做，那已經無法轉介。又或者當同志朋友需要戒毒服務，你要他到一個充滿異性戀者、或是不gay friendly（對同志友好）的小組討論自己的問題，總不及在同志社群中好。」
為了填補當中的服務空缺，發展服務機構之間的交流網絡似乎是一個解決方法；例如「關懷愛滋」的「男同志友善醫療推廣計劃」，建立同志友善的私人醫生名冊，讓有需要的社群人士接觸到可用的醫療資源。「我們亦正尋找意同道合的同工；始終，志向相近的同伴可遇不可求。」
社群與服務機構間並非單純服務供應者與使用者的關係；要得到社群的信任和理解，需要時間和溝通。有時進行外展，會予人流於派套的錯覺；甚至有社群人士索取大量安全套後向外展人員說「幫你提早收工」。要令社群願意真誠對話，張曉華認為機構必須保持開放態度。「NGO（非政府組織）往往想要帶來改變，但社群的想法可能不一；這是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
與患者共存的社會
近日，愛滋病顧問局就「2016-2021年〈愛滋病防治策略〉起草」進行諮詢。問及張曉華的對未來規劃的展望，她沉思良久。「我很喜歡PLHIV這一個字：意即People living with HIV，和愛滋病病毒共存的人。無論如何用藥物抑壓，病毒依然存在於病人體內；我們都要學習如何與這個長期病友善地共存。」
從性教育開始，從以人為本的服務開始，給予社群人士支持和接納，或許是這個社會需要的第一堂課。
核稿編輯：歐嘉俊
